二戰被拘留的在港德國人(五):一個人的愚蠢;所有人的下場

(本系列根據史實與回憶錄,以書面中文輔以香港粵文創作)

酒後犯錯,一個累全家

1939年9月3日,經過一輪搜捕,百多名身處香港德國籍男性被帶到喇沙書院拘留營。起初這群德國人的生活頗為輕鬆,俱樂部、戲院、球場等一應俱全,甚至容許自設酒吧,與看守的英兵一同暢飲。驟眼會以為這裡不是拘留營,而是度假營。不過,不論氣氛再輕鬆,這裡始終是拘留營,被拘留的德國人只要做錯一件事,一切都會打回原形。而很自然地,在有酒的地方,自然就會有人犯錯……

根據被拘留者之一,德國工程師 Gerhard Neumann 在日後的回憶錄所記載,自營內酒吧取消分隔招待英國守軍與德國營友的時段後,有一段時間英兵與營友共同在酒吧內享樂,亦由於守兵將自己的步槍留置於酒吧門外,故此即使面對酒精,都少有不愉快的事件發生。

直至有一日,一名德國營友酒意正濃,酒過三巡後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:在無人留意的情況下,他走到酒吧門外,隨手拾起一支守兵放置於門外的步槍,朝外不知指向什麼東西。

「呯!」

寧靜的夜晚被一發槍聲劃破,不但將酒吧內一眾醉意紛紛的營友以及守兵嚇醒,更驚動一眾營友與其他守在營內外的守軍。此刻,營內一片大亂,在酒吧的守兵趕緊制服那個醉酒開槍的德國營友,酒吧內的營友「你眼望我眼」不知該怎麼辦,而在酒吧外的守兵則亂成一團,以為發生什麼大麻煩。最後,這因酒而起的混亂一晚,以守兵將所有營友趕回宿舍而結束。

「度假」完結,輕鬆氣氛不復存在

正是這一次的「醉酒偷開槍」事件,使拘留營內的氣氛急速轉變。原先的一部分基於白人之間互相尊重的自由被重新限制:取消容許營友僱用華人傭工洗衣的「優待」,營友要如同普通人般「自己的事自己做」;球場、俱樂部等被封,主要元兇的酒吧當然被關閉。

不僅如此,原本在營內看守,對營友相當友善的英國守軍(主要由米杜息士營士兵組成)都被替換,由一群來自皇家蘇格蘭團第2營的蘇格蘭籍士兵接替營內守衛,看守風格相較過去更為嚴格,如過去般「營友與守兵同坐共飲」的輕鬆氣氛不復存在。

營內原先相對自由的時間表亦被調整成規限時間表:

早上七時:起床,梳洗
早上八時十五分:點名,早餐
早上十時:宿舍檢查
早上十一時:室外運動
中午十二時三十分:午餐,自由活動
下午四時半:室外運動,探訪時段(如當日為探訪日)
傍晚六時:晚餐
晚上八時:點名
晚上十點:關燈,結束一日時間表

被拘押的德國人在此新的氣氛下生活了數個星期,直至歐戰步入「假戰」狀態 [1] 。在此長達8個月的時間,德國攻擊英國的風險有所減低,對拘押境內德國人的需要大減。因此,當時香港政府決定容許營內德國人在經過特設的軍事法庭審裁,確定並無納粹黨背景後,在本地英國人擔保下有限度獲釋。至於未能獲釋的營友,則被繼續置於拘留營中,並隨著1940年初港府向喇沙書院交還主校舍,而搬至以喇沙書院附屬校舍改建的新拘留營。

短暫的「表面自由」,吸不到自由的空氣

Gerhard 是其中一名有限度獲釋的營友之一,他獲得被拘留前的僱主的協助,由當時的顧客之一羅蘭士·嘉道理 [2] 出面擔保,致可離開拘留營並重新工作。不過雖然可以離開拘留營,回到自己的家以及重新工作,但既然是「有限度獲釋」,自不然有其限制:

所有獲釋的德國人均須領有特別的粉紅色身份證 [3],該證不但有持證人的相片與指模,更大字列明「Enemy Alien」(敵僑)字眼,在被軍警截查時必須主動展示;可以前往的地方受限制,一般情況下只容許穿梭在住家及工作場所之間,嚴格禁止靠近維多利亞港的岸邊區域;每逢星期五的下午必須到居住地或工作地點附近的警署報到等等。

在此等限制下,雖然不能享有被拘留前的自由,但大多留下的德國人都接受了這些逗留條件,終歸希望保留仍然在香港生活的機會。

只是,戰爭的發展往往不會如普通人所願而平息。1940年5月10日,德國開展西方戰役(Westfeldzug),進攻比利時荷蘭盧森堡,劍指英、法兩國,結束「假戰」狀態。短短六個星期,荷、比、盧、法等國淪陷,在對抗德國的戰線上,英國雖勉強借由「發電機行動」從敦克爾克拯救剩餘的盟軍軍力,但毫無疑問這是一大挫敗。這使得任何身處在英國境內的德國人都是對英國的嚴重威脅 —— 包括身處香港的德國人。

自由結束,面前只有兩條絕路

1940年6月底,仍在香港的所有德國人,今次包括老弱婦孺,都收到香港政府的通牒:立即前往喇沙書院拘留營報到,並在四十八小時內自行離開香港,否則必須接受政府安排,轉移至英屬錫蘭(現今的斯里蘭卡)的拘留營中

雪上加霜的是,一大部分德國人在報到之後,即被香港政府扣留護照,亦要求在四十八小時限期前,有意繼續在外安排離開路線而申請免被扣押的人,自行支付負責貼身監管的士兵開支(約每日港幣五元)。對於不少德國人而言,此舉近乎是迫使他們在返回(或前往)德國,與進入英屬錫蘭的拘留營兩者中作出選擇,特別是在缺乏護照的情況下,根本無法進入大多數國家。

Gerhard 相對而言幸運,藉由香港朋友的協助下,以中國航空公司(CNAC)僱員的身份,無護照下前往中國昆明,避過轉移的命運。至於其餘無法自行離港的德國人,在1940年7月就被送到英屬錫蘭,送入位於軍事設施迪亞塔拉瓦駐屯地(Diyatalawa Garrison)的拘留營中,連同來自新加坡的當地德國人,以及日後英國在北非戰場中捕獲的意大利戰俘等一同被拘押。

直到1942年初當地被日軍空襲,不再處於戰線後方相對安全的地帶後,大部分人再度被轉移至英屬印度的內陸地區台拉登(Dehradun)扣押,最終到二戰結束後才獲釋放。

後記

回顧最初研究的起因:到底在歷史上的一句「英國對德宣戰,香港政府逮捕德國在港僑民」之後,德國人的生活有何轉變,最後去向又是何方。最初時我就預計過這群「不幸的」德國人,最終是會被拘押直到二戰結果。只是沒有意想到的,中間的過程如此的奇妙,拘留營可以有度假營的氣氛,就算逃亡都也有電影大片級的緊張感。這一切的歷史經歷,若果就此被一句簡單的說話而輕輕帶過,實在是作為「國際大都會」的香港,在歷史上的一大損失。

可惜的是,在我所能搜集到的資料,只有包含到少數的當時報章報道,以至極少數中途離開被拘押的經歷者回憶,對於被轉移至錫蘭以至印度後的狀態,實難以掌握。加上香港政府不存在的歷史檔案保護政策,實無從追索最初選用喇沙書院作為拘留營的原因,此為一大遺撼,但願日後能夠找到突破口。


[1] 假戰(Phoney War)指1939年9月德國攻陷波蘭後到1940年5月之間,在宣戰後長達8個月的時間,德國與英法之間軍隊只作對峙及零星衝突,未有爆發大規模正面交戰的「奇異時刻」。

[2] 羅蘭士·嘉道理(Lawrence Kadoorie)。無錯,就是來自那個「嘉道理」家族。當時的羅蘭士尚未是男爵,亦未受勳,但已經是當時香港數一數二的名流。其家族當時已掌握中華電力等重要公共事業,並涉獵與金融、地產、貿易、酒店等業務,在戰前香港已經有一定影響力。

[3] 要留意的是,當時香港尚無任何「全民身份登記」的制度。最早在香港出現的全民身份證制度是由日佔香港政府所推行。